“老虎苍蝇”落马 “秘书党”何去何从？
原题为《中共整肃“秘书腐败”》
《省部级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》旨在限制秘书的隐性权力，并杜绝官员与秘书形成长期的命运共同体。
巧合的是，除潘逸阳外，其余3人均与秘书相关。通报中直陈，杨栋梁“违规选用秘书”、余远辉“违规任用亲属担任秘书”。而周本顺曾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、秘书长近10年。“违规任用亲属担任秘书”的余远辉也曾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秘书长。
“秘书”溯源，原本只是掌管典籍或起草文书的小吏，但在中共体制内却被赋予更多含义，其对大陆政治生态的影响亦不容小觑。秘书从属的领导干部大都是部门、地方或单位的“一把手”。官场有“欲见领导，先求秘书”之说，有向领导反映情况或请示批复者，能否上传或见面都由秘书安排，这种隐性权力往往成为一些秘书弄权敛财的途径。
高官秘书们大多神秘、低调，但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。以此为原型创作的官场小说，除了2013年的《秘书政治》，还有此前颇为畅销的《二号首长》等。而十八大后，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落马，再次将高官秘书置于聚光灯下，民间甚至一度出现“秘书党”的说法。
有大陆媒体报道称，中共有关秘书管理的最新规定是2014年中央下发的《省部级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》。据中组部相关人士证实，该规定旨在限制秘书的隐性权力，并杜绝官员与秘书形成长期的命运共同体。
依据新文件规定，以往秘书们“直接提拔当领导”的现象有望得到遏制。新规明确要求，省部级及以上领导配备秘书必须经中组部同意，秘书不能直接提拔转岗，官员调任新职不能将原来的秘书、司机带走。“秘书不能直接提拔转岗，意味着秘书转岗只能是平级调动”，该人士解释。至于究竟离开秘书岗位多久才能提拔，文件并未给出明确期限。
根据中纪委通报，“违规选用秘书”属于严重违反组织纪律。前述人士透露，中共高层早已注意到秘书选用存在的问题，之前也曾经试图规范，但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。以致十八大后中央“打虎”，“秘书腐败”一度成为高频词汇。据公开报道，截至目前，仅省级秘书长就有约30人落马。
“领导秘书必须要组织配备，其实并不是新精神，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要求的。”该人士称。曾给李鹏当过10年秘书的吕聪敏在《外交人生》一书中透露，外交部干部司在接到中组部的调令后，才派人通知他本人尽快办手续。当时负责通知他的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刘华秋告诉他，李鹏同志需要一个外事秘书，部里认为他去比较合适，并强调这是组织决定，不是征求他的意见。而他本人，事先对此一无所知。
《凤凰周刊》记者接触到的多位省部高官秘书，也不乏这种经历：基本都是组织谈话通知，询问本人意向，很多人事先并不知情。偶尔，也有官员拒绝组织选配人选的情况发生，但官员并不能直接指定秘书人选，至多会根据工作需要划定一个范围，比如，我需要一个懂外事的秘书，或者我需要一个懂专业的秘书等等。至于具体人选，仍然需要组织调配。
早期关于高官秘书配备有据可查的文件，是1986年中办、国办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》。其中一项条款，“领导同志的秘书，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(室)审查调配。领导同志也可推荐，但要经过上述部门审查同意，个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亲属和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人员担任秘书。”
2010年3月，中办颁布实施的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(试行)》指出，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，有八种情形之一的，将追究有关领导干部和人员的责任。其中特别提到“要求提拔本人近亲属，或者指令提拔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的。”同时，该文件强调，对“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，导致用人失察失误，造成恶劣影响的”，将追究党委(党组)主要领导干部或者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。
2010年4月，中办又印发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（试行）》，重申领导干部的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提拔任用的，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求上一级组织（人事）部门的意见。2013年6月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亦明确，“不准违规配备秘书”。
而中共十八大后，习近平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重申严明组织纪律，其中之一就是规范领导的秘书。2014年4月，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网刊发文章，是1990年3月习近平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一篇讲话稿，主题就是谈秘书工作。习要求秘书不自恃，“不能认为‘机关牌子硬、领导靠山硬’而有所依仗，有恃无恐”。
但规定是规定，在实际执行中有时会走样，秘书配备也一样。2014年7月，中组部课题组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，官员为“留后路”违规提拔秘书等“潜规则”盛行。一旦“老虎”落马，其曾经的秘书也应声倒下，已经成为大陆官场的规律。
据陆媒披露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先后担任过胡乔木、陈云秘书的全国政协委员朱佳木，曾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“秘书腐败”问题，朱的回答是，“秘书出问题，领导也有责任。”他还说，现在很多秘书干的事，是他们当年不敢想象的。
10月29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称，周本顺被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。周本顺曾在周永康主政中央政法委期间担任秘书长，落马前官至河北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，一度被认为已安全着陆。
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办公厅主任、副主任，都被坊间视为“大秘”。在此之前，周永康的其他6个秘书，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、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、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、中油国际原副总经理沈定成、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和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，均已落马。
其他高官秘书中“胆大妄为”者也不乏其人。“河北第一秘”李真、“上海第一秘”秦裕，都曾经“名震全国”。新近引起外界关注的，则是10月8日落马的福建省省长苏树林的秘书。就在苏落马前的9月30日，福建省委组织部发布了一则任前公示，现年33岁的孙健，福建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，拟提任副厅级领导职务。孙健此前曾担任苏树林的秘书。
颇具盛名的“明星官员”仇和，其与秘书先后落马，前后只隔3天。他的秘书谢新松，时任云南省昆明市委常委、副市长，跟随其长达20年之久。据陆媒披露，谢悟性很强，对仇的所思所想拿捏很准，善于运作且颇有文采，深得仇的器重并屡屡被委以重任，不断提任要职，两人关系已远超正常范围。
此外，根据1980年中办《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》要求，只有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，才允许配备专职秘书。但在大陆很多地方，不但市县领导，甚至连乡党委书记、镇长都有事实上的专职秘书，只是对外叫法不同。配备专职秘书成为一些人显示领导身份的一种标志。
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，党政机关应只有工作秘书，如今却有些秘书给领导办私事，如帮着接送孩子、买机票，这是不正常的。据陆媒报道，在中央“八项规定”等一系列新规发布后，多地都发文要求陆续清退“专职秘书”。
一位与省部级官员秘书多有接触的官方人士对此持支持态度。他认为，专职秘书很难接触实务，平时干的都是些沟通、联络的具体事务性工作，某种程度更像“护士”，直接提拔转岗当领导独当一面，就是要“护士”去当“医生”，显然不合理。
但更多人支持新规的出发点，则是出于限权考虑，“不能否认秘书中确有优秀分子。但必须划定底线，不然他们太猖狂了”。“辛辛苦苦做三年，升官发财在眼前”，说的就是领导秘书。秘书虽然没有名义上的权力，但因其直接服务对象是领导，被认为是领导“身边人”、“自己人”，拥有巨大的隐性权力，坊间更称其为“二号首长”。
在中共体制中，因为占尽左右权力的资源，秘书历来是升迁捷径。一些曾任秘书的落马领导干部，都有被“火箭提拔”的经历。如前面提到的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，曾有过十年秘书经历，期间从一名部委办公厅助理调研员，一路升迁为正局级干部。
现实中，被选为领导秘书时大多会“官升一级”，但均不用经过公开选拔、竞争上岗程序，也不属于“破格提拔”。有级别的秘书“外放”时，再“官升一级”的现象亦比较普遍，且多数属于跨部门或异地任职，同样规避了很多选拔任用方面的程序和监督。而一些有私心的官员在离任前，会想方设法把不带走的秘书安置好，以便自己的权力或影响力得以延续。
有观点认为，秘书重要，原因之一是中共体制中派系争斗的存在。官员存在不安全感，必须使用信得过的秘书。此外，在官本位的大环境下，官员的能量远不限于纸面规定的权力范围。而权力运行不公开，无论是官商勾结还是为官员亲属谋取利益，或者是跑官买官，都需要信得过并且熟悉政商关系的人去操作，最好人选自然就是秘书。利益共同体其实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，严重的甚至会形成一种准封建式的人身
依附。
中共十八大后，习近平要杜绝官场中的山头主义。秘书和官员，本身就是个小团体，是山头派系的核心和萌芽。再加上官员信得过的下属、亲人，以及秘书的关联人员，这形成了山头派系的骨架。
这种情况下，新规被视为破除“秘书腐败”的杀手锏。省部级官员配备秘书必须上报中组部，这就将高级官员的秘书任命收归上级。秘书不能直接转岗，意味着高官的秘书直接转任地方领导成为了历史。官员调职后不能带走原有秘书、司机，这是打散山头派系的抽薪之策，杜绝了官员和秘书形成长期的命运共同体。
《凤凰周刊》记者／张弛
本文刊载于《凤凰周刊》2015年第32期总第561期